即进一步明确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规定作为追偿条件的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形。

与社会科学相对，综合思维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一种与经验不同的启发性效果。总的来说，作者的结论是，法院更重视先例中的事实多于重视社会事实。

德国人在价值上进行争论，而美国人则在事实上进行争论。即便在经常受人诟病的宪法效果（Verfassungswirklichkeit）概念的背后，也并不是唯社会科学是举的。[93] （二）三种基本思维的优劣 美国法学的发展是富有教益的，它显示出跨学科基础思维在法学上应用所依赖的经验性根据。参见Posner, Counting, Especially Citations, in: ders., Frontiers of Legal Theory, 2001, 411; Garfield, Citation Indexing - I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1979. [33] 堕胎和性别歧视的例子参见Erickson/Simon, The Use of Social Science Data in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1998.基础的讨论在5-18页，具体的案例研究在35页以后和92页以后。但它从未委托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来定义社会束缚性和社会关联性，因为这一直被认为是宪法学者的任务。

这个所有事实调查都绕不过的最初问题，即到底哪些事实须受调查，是建立在一个规范性层面的目的确定活动之基础上的。而当民事法官面对货物买卖中是否存在货物质量瑕疵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也会作类似的处理。社会事实越普遍，法院越相信综合思维。

通过这种方式，他终于使法院相信工作时间规制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法学论证付出的代价是：社会数据的说服力一旦起决定作用，那么法学家就会开始丧失调查和评估能力。换个说法也一样，法学家不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专业工程师或者医生，但是他可以有自信地自我提升和改造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或者心理学家。（三）跨学科工作的目标冲突 跨学科工作的基本困境在于：如果它愿意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和认真采纳其方法标准，那么它就有必要遵循分工的思维，但是分工思维将导致决定权不得不被交给他者。

这种思维尤其适合于在对个别事实和社会事实的调查中对跨学科的成果予以考虑以及把分工的前提条件和范围作为法律问题来予以专门对待。[40]它没有将该评估留给立法者，而是用一种形式化的经济自由主义式的合同自由为标准所作的合理性考量代替了立法机关的判断。

[14] 例如，当联邦宪法法院说人乃受社会束缚的存在以及具有社会关联性的存在者的时候，[15]它不是在用人性尊严的法学定义，而是在用人的形象（Menschenbild），即一个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背景下所作的定义。在审理大麻消费合作社的可刑罚性的时候，法院详细阐明了其对健康的危险。[23]显然，法院在这里并不相信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社会科学方法，连人事指导方针都发生了变化：[74]不再以从事审查和设立判例法的法官为中心，而是要以从事规范制定的法规命令（Verordnung）制定者和立法者为中心。

[1]此外，还有普遍事实（generelle Tatsachen），也被称为立法事实（legislative facts）。[10]因此，联邦宪法法院很少对证据进行查证，[11]尽管例如调整目的——手段关系的比例原则的适用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将无法进行，[12]同时《联邦宪法法院法》第26-29条也对证据调查作出了规定。[90]该判决的基础在于隔离但平等的做法所具有的歧视性乃理所当然，然而这种理所当然恰恰无法在社会科学上被合乎逻辑地证明。1、工作时间规定和放任主义 对工作时间进行立法的权限属于美国联邦。

否则，无论在法学中还是在其他学科中，规范与事实的结合都是不紧密的。与之相反，综合思维缺少委托的需求，因为综合的要求是对法学家自身提出的。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位于第七十。[8]众所周知，无法从实然推出应然。

总之，在涉及社会事实的问题上，综合思维和委托思维构成竞争关系，而分工思维在此时则几乎没有用武之地。[13]此外，宪法包含着这样一些概念，对它们的把握要依赖于社会的和政治的基本预设。对于先例约束而言，这些都是法院的任务。[52]法学——不仅仅是那些与事实相关的判决——本身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从经验事实中无法推导出法律约束力。[61]但是，在内容上代替受到批判的法的应该是什么？经验虽然提供了在判例法思维中缺少的理性的认识根据，但是却不能奠立起任何规范性的必然性。

根据Twining的回忆（前引注59，第116页以后），卢埃林大声呵斥了一位提交了一篇有关康德区分实然与应然的报告的学生，卢埃林对此的评论是，康德与他的方法论课程没有丝毫关系。在各种争论中，社会事实的论证成为关键。

4、新政时期达到顶峰 越来越富有启发性的是社会科学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分工思维还是综合思维都不再行得通。总的来说，作者的结论是，法院更重视先例中的事实多于重视社会事实。

对违反善良风俗（民法典第138条）或者类似的民法社会事实（一般社会观念、社会生活上必要的注意）的判断难道不能像往常那样借助社会科学家所作的经验调查来作出吗？对主流的法律道德和社会道德进行经验性的社会调查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分工的结果是，对事实的描述被委托给社会科学，法的生成（Pr?skription）则委托给立法者。

与社会科学相对，综合思维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一种与经验不同的启发性效果。可是，这并非规范的分析，而是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最终，由一种扎根在普通法思维中的、与先例比较而得出的事实相近性（Sachverhaltsn?he）决定了模式的选用：那些新出现的、在判例上仍未被把握的事实该用经验来处理。而社会科学恰恰不可能以此为前提。

如果没有经验调查基础，改革方案就会如同以往那样因经济自由主义的宪法观而失败。宪法判决不仅阻碍了工业社会的新社会性冲突得到法律的规制，而且基于对工会的禁止和对工人政党的压制，这些冲突也没有让位给政治来解决。

二、三个有关跨学科的基本思维 法学中有三种不同的跨学科思维：分工（arbeitsteiliges）、综合（integratives）和委托（delegierendes）。[53]对此值得一提的有当时主要的美国法学家罗斯科.庞德，[54]或者还有备受推崇的法官本杰明.卡多佐，他不停地反思法律认识的过程。

与此不同，Bickel提供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证明，参见Bickel,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egregation Decision, Harv. L. Rev. 69 (1955), 1, 11ff.; McConnel, Originalism and the Desegration Decisions, Virginia L. Rev. 81 (1995), 947. [89] 引自Rosen, 前引注46，141. [90] 参见Stone等, Constitutional Law, 4. Aufl. 2001, 451：法院在布朗案中的推理是不令人满意的。尽管这里只讨论了少数案件，但是这些例子时至今日仍然清楚地展示了各种不同的原理——分工的、综合的、委托的思维——各自的长处和短处。

[7]对于违反善良风俗的确定，帝国法院（RG）认为自然能够独立判断，完全不需要社会科学的帮助。[49]它包含了有关长时间工作下的死亡率和健康受损的统计数据或者有关由疲劳、不安和道德堕落所引起的健康风险的统计数据。法兰克福特认为，如果种族上的差别对待被宪法所允许，那么他不会再关心一个社会学家到底说了什么。[92]然而在这种情形下，法官无异于放弃了对根本领域的审查权能，因为在经验问题上，有权决定的不是他们，而是社会学家，法律结论则由立法者得出。

这反映了一个悖论：综合思维期许将实践问题的解决变得简单，而分工思维则似乎要通过隔离不同的学科来阻碍实践问题的解决。德国人在价值上进行争论，而美国人则在事实上进行争论。

人们在这个阶段看到了法律向社会科学的靠近，因为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当时的科学与研究中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理论。委托模式从法律标准构建的角度区分了审查能力（内容/程序，政治/法律）。

一方面，考虑社会事实是规范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87]今天，人们认为，社会心理学的证明是不充分的。